遵守医疗技术规范 避免医疗纠纷
事情发生在2009年11月。
笔者接到A医院电话，A医院是笔者的合作医院，即笔者为A医院提供日常法律问题的咨询，医院内部、外部法律事务处理。合作已有近两年时间，A医院虽说是民营医院，但其有技术特长，管理比较到位，遇到医疗纠纷比较少，到目前还没有鉴定成医疗事故的案例。但听到电话中焦急的声音，我首先感到了A医院遇到了棘手的事。
原来是A医院一口腔科甲医生，因为给一香港的患者进行矫正手术，术中拔掉了患者二颗牙齿。经半年多矫正，患者及家属不满意，再回到香港就诊时，香港医生认为甲医生应当先患者拍牙片，然后才能决定是否应当拔这两颗牙齿，并认为拔牙不太合理（后来听患者家属讲的）。故要求A医院医疗事故赔偿，提出赔偿数额达二百多万元。在A医院给笔者电话前，患方有十余人（说是患者的叔叔、表叔、表兄弟等）已到医院纠缠了三天。第一天十余人到了医院办公室，提出医疗事故赔偿，医院回复需要调查，三天后回复他们。第二天开始，他们的方式是保持4-5人（身着黑色的短衣、短裤，剃光头，三十岁左右）一直跟着甲医生，从早晨上班，直到医生回家，不和医生说话，不吵，也不闹。遇到这种情况，第一天医院安排甲医生住在医院值班室；第二天情况还是如此，甲医生还是住值班室；第三天，甲医生受不了了，因为这样，没有病人找他看病，他也不敢回家，他的精神处于恐惧的状态。甲医生找到医院，要求解决。期间医院也报了警，警察来了，看到也没有发生什么，向那几位说了几句就走了。
听完上述情况，笔者立即赶到医院，找到医院经办医疗纠纷的工作人员，进一步了解情况，作出判断“情况属实”。再和医院领导沟通，笔者意见：医院医疗过错存在，必须承担相应的医疗赔偿责任。医院领导同意笔者意见，并就具体的赔偿数额及处理方式交换了意见。
笔者邀请辖区派出所民警到现场将医患双方带到派出所，笔者作为医方代表；同时邀请司法所干部到派出所进行调解。在司法所干部到之前，笔者先与患方代表谈了一谈，告诉他一些医疗事故赔偿的常识。因为双方都不是当事人本人，一切交谈都愉快的气氛中进行，他口头上虽不认同，根据他的说话语气，笔者明白他在民事赔偿方面，有一定的知识，甚至有可能他以前也处理过类似的事情（笔者不敢说他是医闹）。
调解开始，笔者代表医院表达了两个观点，第一医院存在一定的过错；第二，医院愿意在法律范围内调解。司法干部也表述认同笔者的看法，一定要在法律的框架里处理纠纷，否则他们也无法调解。患方代表说明他们要求医疗事故赔偿二百万的理由，其一，现在情况，患方对大陆医院丧失了信心，要求只能到香港修复牙齿，大概费用70至100万；其二，患者本人因此失去了工作，大概赔偿30万左右；其三，需要精神损失费50万；其四，其他费用20-30万。并申明他是咨询了香港律师，做出这样赔偿要求的。
针对患方意见，笔者谈了以下意见：其一，本案发生在深圳，必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解决本次纠纷，无论是否存在香港律师意见，都不能作为参考。其二，目前情况医院只认可3万左右治疗费，这也是医院在咨询相关权威医院得来的（咨询时，患者也在场）。其三，目前患者可能构成四级医疗事故，但这还是建立在两颗牙齿损害的前提下评估的初步最大化的意见（两颗牙齿是否不该拔在此不讨论）。其四，如果患方不认同上述三点，患方可走医疗事故诉讼程序，医院愿意承担诉讼费、医疗事故鉴定费。
话说间，时间已到了晚上九点，患方时不时说几句不着边慰的话，时不时有人在打电话，就是没有人表态。鉴于这样的情况，笔者与司法所的干部交流了一下。然后由司法所干部提出，请患方回去商量，将商量的结果报告司法所，或者直接与笔者联系。如果有必要，司法所再次组织调解。
本案又经过笔者多次的电话沟通，最终达成协议。
本案医务人员在对患者进行口腔纠正前，没有根据医疗规范，先进行拍片，然后再评估是否应当拔除两颗牙齿，存在过错。事实上，患方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才导致这次医疗纠纷，并且患方占有有利的证据。笔者接触到本案后，也与甲医生沟通，甲医生也认识到这一点。
甲医生告诉笔者：由于A医院没有牙科拍片机，同时担心如患方到其他医院拍牙科片，此病人可能丢失，所以才根据经验给患方进行了拔牙、校正手术。事实上，患者的手术还是比较成功的。看过校正前后的外观，笔者也同意甲医生的看法，患者是较术前漂亮了。但医院和医生还是付出了代价，就是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医院也清楚是可能鉴定成四级医疗事故的。
庹明生博士 201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