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医疗过错要害，医学会作出构成医疗事故的意见
本案是一起经皮肾内结石取除术失败的案例。
当事人朱某系浙江丽水人，其夫人姓江，我一直叫她江大姐。2008年11月，朱某在丽水某医院进行右肾经皮肾结石取除术，术后血尿，右肾包膜下血肿形成。2009年因肾功能减退，右肾部分无功能，进行右肾部分切除。打了一个当地非医疗律师进行首次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构成医疗事故”。朱某不服，朱某有一子，在浙江某专科学校就读，他在网上找到了我，电话联系后，将病历资料快递给我了。
通过仔细阅读病历及鉴定报告，我认为本案有改变的可能。因为医学会与医院，及省市医学会之间的关系，我不敢话说的很满，告诉朱某夫妇，我对案件的认识，也告诉了他们可能不利的原因。电话里我听得出来，朱某本人信心不足，反复讲医生朋友、律师朋友告诉他们：首次医学鉴定的确有问题，我的判断也不错，但一致认为改变鉴定结论几乎不可能。但江大姐很坚决，认为我分析的对，而且从电话里感觉得到我的经验很丰富，既然我认为有希望，她决定做。经过朱某全家人的商量，决定委托我进行再次鉴定。
我是提前一天到杭州的，朱某夫妇为了省钱，晚上坐火车，鉴定当天早上五点到我住的宾馆（事后才知道）。根据约定7点我们见了面，我告诉他们在陈述中的注意事项，如何对我有陈述进行补充，如何回答鉴定专家的提问。然后9：30到达浙江医学会。
在会上，我陈述的重点在并发症的法律意义及法律责任方面，肾包膜出血为右肾并发症不错。术前告知书上也有此并发症，但医院并没有告诉患者此并发症的严重性，患者肾结石并没有影响肾功能，虽然患者没有手术的禁忌症，但患者也没有急诊手术的指征，也就是说患者的情况属于可手术可以不手术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医方有义务告知患者多种治疗方案，并对每一种的优劣进行告知，然后由患者充分认知的基础上进行判断。本案中，医方提供的资料不能反映此种告知。同时，手术过程中，出现术中出血，应当立即停止手术，进行止血，放弃手术或者改开放手术，医方也未做到。术后B超明确诊断，包膜下大量出血的时候，未采取有效措施，导致最后肾脏部分坏死的结果。所以医方不能因为是手术的并发症，就当然的不承担责任。如果医方能依照规范进行并发症的术前、术中预防。术后出现并发症时，积极有效的处理，防止并发症的扩大，医方方可免除责任。
患者陈述的重点在对事实的陈述上，主要强调患方积极配合医方治疗。
鉴定会后，我告诉朱某夫妇，根据鉴定专家在会议上的提问，和双方的回答，改变鉴定结论的可能性很大，但到底认定医方承担多大的责任，不好判断。
二月后，江大姐打来电话，告诉我鉴定结果医方承担主要责任。听江大姐的声音，我感觉到了她比较满意这个结果，我也完成任务了。
对于医疗纠纷的解决，大部分都必须依赖于鉴定。无论过去的医疗事故鉴定，医疗过错鉴定，还是现在的医疗损害鉴定，其中都少不了医生的参加，要不本身就是医生出身，要不请临床医生出具意见。所以对医疗机构有一定的偏向性，是很正常的。如何让鉴定专家做出相对有利于患方的鉴定意见，关键在于患方（代理人）能否找到医疗过错的要害，并能很好的表述让鉴定专家知晓，二者缺一不可。找不到医疗过错的要害，肯定对医疗鉴定不利，但仅此还是没有用的，陈述人要知道鉴定是怎么样想的，怎么说才能让鉴定专家理解你想说的。前者需要的是知识，后者需要的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