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医患矛盾到底根在何处？
梁剑芳
当前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增加的原因是什么？在9月29日卫生部和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召开的《医界名家从医感悟》首发式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座谈会上，卫生部部长高强表示医患矛盾的主因在医护人员，要医务人员眼睛向内，正视并克服自身存在的问题。（南方都市报2005年10月2日A17版）
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增加，医护人员和医院方面毫无疑问是有责任的，但是，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将矛盾的主因记在医护人员的头上，实在是值得商榷。
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有必要作一冷静地分析。当前民众对医疗系统的不满，集中体现在“看病难”和“看病贵”上，至于医疗服务质量和医护人员的态度，远未达到重要的位置。“看病难”是因为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均造成的，调查显示中国卫生资源的70%分布在大城市，其中80%又集中在大医院，以如此集中的医疗资源去应对如此众多人群的就医需求，如何能不发出看病难的怨言？“看病贵”是民众对医疗收费高涨的反应，表面上看是医院追逐利润的后果，实际上国家医疗投入严重短缺的直接体现——虽然国家每年卫生事业费的绝对数都有不同幅度的增加，但中国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却在逐年下降，1990年为2.79%，1995年下降为2.59%，1997年降为2.45%，到2001年仅为1.66%，远低于“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最低限度标准——中国政府为了配合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全球战略目标，曾制定了“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最低标准，规定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例不应低于8%。国家投入不断减少，医院要生存发展，民众要低价医疗，矛盾怎能不激化？
因为“看病难”和“看病贵”导致医患矛盾尖锐，实际上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和卫生投入畸低的后果，但医疗资源的分配或者说分布以及卫生事业投入的多少，都不是医院和医护人员说了算的，乃是政府的职责与职能所在。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官方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中国享有医疗卫生保障的人只占15%，卫生部的资料则显示，87％的农民完全是自费医疗。现实的情况是：相对低收入的农村人几乎没有医疗保障，相对高收入的城市人医疗保障相对健全。政府卫生投入占全社会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已由１９９１年的２３％下降到２００１年的１５％，而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在此期间由３９％上升为６１％。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医患关系如何能不紧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医院不过是政府决策失败的替罪羊而已，将医患矛盾的根子，记在医护人员的头上，是既不公平也不客观的！
话说到此，该高部长同志叫屈了——我怎么不知道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呢？原来，高部长的原话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医疗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有复杂的社会问题反映。但从医患关系来说，主导方面还是医务人员。”但到了媒体的报道，大标题变成了“医患矛盾根在医护人员”（南方都市报），“医患矛盾主因在医护人员”（北京青年报）。媒体想方设法捕捉读者眼球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因此而断章取义，更不能无事生非。不过，类似的遭遇高部长并不是第一次碰到，比如今年年头作的全国卫生形势报告，本来洋洋洒洒数万字，分析客观公正，有理有据，但某些媒体和记者偏偏只抓住其中痛斥某些医疗机构追逐经济利益几十个字的一段大做文章，激发起群众对医院严重不满。
资料显示，2000年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与泰国接近，都是71岁，但中国人均的医疗卫生费用是每年33美金，泰国是112美金，是中国的3倍多。俄罗斯90年代的平均期望寿命是67岁，但是人均的医疗卫生费用是130美金，是中国的4倍。美国人的期望寿命比中国高6岁，他们平均的卫生费用是多少呢？4080美金！是中国的123倍，我们还不到人家一个零头！
以1998年为例，美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为13.6%，德国为10.6%，法国9.6%，加拿大9.5%，新西兰8.6%，澳大利亚8.5%，英国6.7%。中国用占世界1%左右的卫生总费用，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基本医疗卫生需求，而且人口健康状况在发展中国家处于领先水平，平均期望寿命由解放前的35岁提高到2000年的71.4岁。仅此一点，即可说明那种不负责任地大肆地痛斥医院，将医生逼向群众的对立面，以偏概全地打击整个医疗界的行为绝对是一种错误！